中國大陸經濟下滑對周邊國家及「新南向政策」之影響

• 中國大陸經濟下滑對周邊主要經濟體之影響

早在2015年初開始，各界對於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有了不同以往的觀點，對中國大陸成長減速的趨勢感到悲觀，2014年中國大陸GDP成長率已降為7.4%，2015年更下滑至6.9%，是1990年來經濟增長速度最為緩慢的一年[1]。對於今年（2016年），許多研究機構都預測可能再下探至6.5%，認為未來中國大陸經濟增長速度將持續下滑，甚至不如印度經濟發展的前景[2]。

此外，包括進、出口貿易及企業總市值等，相關經濟數據都再再顯示衰退、下滑的現象，諸如今年7月，中國大陸進出口金額雙雙出現下降之勢，出口貿易年減4.4%（已連續四個月下降）、進口貿易與去年同期相比更減少了12.5%（為今年2月以來最大的降幅）[3]；又，以Asia300企業中，節自今年6月底，總市值下滑最多的10家企業都來自中國大陸與香港[4]。總體來說，多數經濟學家對中國大陸未來經濟發展採悲觀的態度，認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走緩會是一種常態。

從總體經濟規模來看，人盡皆知，中國大陸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然而，不可避免，當中國大陸經濟出現下滑時，勢必對國際經濟發展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周邊國家更是首當其衝。

以日本為例，今年7月下旬舉辦的Ｇ20財長及央行行長的會議上，日本財務大臣則對人民幣貶值有特別的關注，對日本出口的競爭力將帶來衝擊的影響[5]；此外，中國大陸近年來出現產能過剩的問題，尤其是鋼鐵業的產能問題，各國紛紛指責中國大陸對外傾銷過剩鋼鐵，對其他國家產業帶來傷害，日本對此更表現出擔憂之意。

• [6]。對韓國來說，中國大陸是最大的貿易夥伴國，由於中國大陸經濟減速的影響，加上全球景氣不加所導致的出口增長乏力現象，將加劇對韓國經貿發展的衝擊。

此外，根據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大陸自東協的投資金額僅比去年同期增加1.3%，其中，6月更出現大幅的衰退現象，相較於去年的6月減少了將近六成之多；貿易方面，中國大陸自東協進口的金額比去年同期減少了7.7%，又，以自菲律賓進口的減少幅度最大，高達14.5%。總體觀察，中國大陸與東協的經貿往來似乎有降溫的現象[7]。

事實上，除了經濟面向的影響，政治問題更是近期各界關注的焦點，近來，中日關係、中韓關係、南海議題等都增添對經貿發展的不確定性。

中國大陸對美韓所建構的「薩德THAAD（戰區高空防衛系統）」的不滿，據傳將對韓國採取經濟報復，包括非關稅壁壘、限制陸客訪韓，例如韓國的三星、LG在中國大陸設立的車載電池工廠至今仍未獲得中國大陸的認證[8]，此將對投資帶來嚴重的虧損。又，在今年7月上旬，韓國著名化妝品企業出現股價暴跌的情形，而該類產業的市場多仰賴中國大陸，兩國關係的緊張將對企業的銷售帶來衝擊。

今年7月中旬，南海仲裁結果出爐，中國大陸對此感到不滿，甚至傳出可能為了爭奪南海主權採取軍事部署，中國大陸內部出現民族主義高漲的行為，例如抵制菲律賓、日本、美國等的商品。有論者甚至認為，未來南海主權爭議問題若無法順利解決，區域政經關係將持續呈現不穩定的態勢，一方面會不利於中國大陸不易推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佈局，進而減少對南海周邊國家的投資；另一方面，美國重返亞洲的佈局已有初步成效，以及中、日之間爭奪東南亞市場的競爭關係[9]，諸多因素都使得中國大陸經濟下滑對周邊國家的影響更為複雜。

• 中國大陸經濟下滑對臺灣之衝擊

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一直是受到關注的課題，尤以在1980年代開始，中國大陸是我國對外經貿的主要市場之一。其中，就貿易差部分，中國大陸是我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之一。

值得觀察的地方是，近年來，台灣來自中國大陸的貿易順差成長率有逐年下滑的趨勢。根據相關數據顯示，自2004年開始，台灣來自中國大陸的貿易順差佔總體貿易順差的比重，每年都呈現超過百分之百的態勢；但是，到了2014年則開始出現明顯的下滑（92.8%），甚至在2015年降至58.5%，兩岸貿易依賴呈現趨緩的情形，此與投資驅動貿易的特徵有關。

從台商投資的趨勢來看，2008年開始，中國大陸積極提升市場環境，進而提高了台商在大陸投資的成本壓力，部分台商紛紛採取遷移投資地的策略，甚至改轉至東南亞國家進行投資，投資比重已有逐年下滑的現象，從2010年的八成比重降至2014年的五成八；尤其，從2013年開始，實際投資金額逐年減少，從2012年的28.5億美元減少為2015年的15.4億美元。

事實上，兩岸經貿關係仍然緊密，中國大陸經濟下滑勢必會對台灣經濟發展帶來無可迴避的影響，其中，中華信評於今年8月發佈的預測分析中指出，因為全球景氣出現外部需求減緩的趨勢，尤其是中國大陸需求的減少，將對台灣經濟產生極大的負面衝擊[10]；甚至，有學者認為，台灣過度仰賴單一市場、單一產品，在中國大陸經濟下滑、需求疲軟的形勢下，加上國內消費、投資的表現不加，對台灣而言將是挑戰。

渣打銀行的分析報告更指出，近年來台灣出口以行動設備及其相關科技為主，約佔總出口量的40%，由於中國大陸是台灣主要的出口市場之一，加上中國大陸積極發展「紅色供應鏈」[11]，藉此提升技術能力，尤其是本身產品或零組件的自製率，以降低對國外進口產品的依賴，將對台灣科技產品的出口帶來一定程度的拖累，首當其衝的可能會是電子零組件產品，將面臨中國大陸本土企業的競爭情勢[12]。

以鋼鐵產業為例，近期全球鋼鐵市場出現供過於求的問題，而中國大陸面臨鋼鐵產能過剩的狀況，將會持續推動去產能的政策，此將對我國整體金屬機械製造業帶來衝擊，台灣經濟研究院甚至預估該產業景氣將出現衰退的可能[13]。有論者正直接指出，台灣製造業景氣出現衰退的原因，在中國大陸經濟Ｌ型發展（成長趨緩）、債務風險及其採取對金屬原物料的宏觀調控（供應鏈在地化、紅色供應鏈），加上中國大陸占台灣出口貿易的四成，導致以出口為主的台灣經濟受到波及[14]。

• 上述情勢對我「新南向政策」之機遇與挑戰

民進黨執政以來，大力推動「新南向政策」，積極建立台灣與東協十國及南亞六國的緊密關係，試圖為台灣擘畫新經濟模式的改革，提升對外經濟的全球、區域連結與多元性的格局，以擺脫我國過度依賴單一市場的困境。

東南亞國家已是我國第二大的貿易夥伴。2015年我國對東協六國出口比重為18.1%，僅次於中國大陸及香港，超過美國的12.1%；進口方面，自東協六國進口比重是12.3％，同樣僅次於中國大陸及香港，與美國相當[15]。此外，台灣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一直在東協各國的外國投資中名列前茅，甚至與印度的經貿關係也有所增長之勢。可見得，推展「新南向政策」有一定的基礎與條件。

近年來，中國大陸積極推出具戰略性的對外發展政策，最為矚目的包括一帶一路、亞投行及絲路基金，可見得中國崛起的態勢已擺脫過去的「絕不當頭」，進而走入大國格局的「領頭主導」。中國大陸面對東協有其政治與經濟的企圖，例如不惜以低價標來爭取東協各國的基礎建設，近期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國大陸取得印尼的高鐵建設。然而，事實上，中國大陸的政經野心也受到東協各國甚至區域外大國的關注，加上近日南海仲裁結果出爐，程度上也讓局勢更為渾沌不明。

面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形勢與國際政治因素的現勢，台灣如何有利推動「新南向政策」，勢必需要有更為完整的評估，吾人提出下列淺見以供參考：

• 多層次的戰略規劃：除了經貿之外，如何從台灣原本具備的條件轉化為軟實力，進而向南輸出，尤以台灣具備廣大的新住民二代及移工族群，這將有益於建立全面性的關係，包括教育、服務、文化等。
• 雙向的交流往來：尤以投資與觀光貿易的領域，不只是推展、輔導台商到當地進行投資，也當開放雙向的投資往來，降低彼此制度性的障礙，甚至是人才的流動，促進雙邊互通以利市場腹地的擴大。
• 差異性的引導策略：東南亞及南亞各國的政治、宗教、社經等發展程度有很大的不同，政府應當深入研析不同之處，並提出有利發展的策略及先後順序，同時須隨時追蹤個國家的國情，以隨時應變。
• 全球化的格局思維：「新南向」並非是將雞蛋又全部放入另一個籃子中，而是台灣對外的非零和戰略，在拓展新市場與維繫中國市場之間取得平衡，並形塑合乎我國利益的競合關係，甚至相輔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