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當前中國大陸整體經濟情勢觀察
軟著陸：穩中求進：經濟增長目標放緩（6.5％），從支持經濟增長轉向推進改革，以抑制債務和樓市風險。2016年，中國大陸債務與GDP的比例升至279%，較2015年上升了21個百分點，相當於增加了4.5萬億美元。相較於10年前的2007年，此一比重才只有147%，目前，大陸名義GDP每增長1元人民幣，就需要增加近6元人民幣的新債務，大陸愈來愈需依靠持續的過度投資來實現高於潛在GDP增速的增長目標。另一方面，2016年大陸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過10%，2012年以前僅有6.2％的水準；就全世界金融系統最發達的美國而言，金融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所占的份額卻未超過6.5%，這又顯示出大陸國有經濟利用金融的過度自由化，畸形發展的結果。
注意防範金融風險：要使系統性風險總體可控，但對不良資産、債券違約、影子銀行、網際網路金融等累積風險要高度警惕。（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著力防控資産泡沫，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穩健偏緊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目標M2雖然下降為12%，只比去年下降1個百分點，但考慮到今年價格指數大幅上揚，名義GDP增速大幅上升，貨幣發行增速與名義GDP增速之比明顯比去年緊。一般來看，M2增速略高於名義GDP2%-3%比較合適。2016年實際GDP為6.7%，GDP縮減指數為1.21%，名義GDP不足8%，但去年M2目標為13%，二者差距5個百分點；今年雖然實際GDP增速或下降至6.5%，但PPI大幅反彈，且對CPI的傳導有望增強，預計GDP縮減指數會上升至3%-4%，名義GDP接近10%。基於此，儘管今年M2目標僅回落1%，但與名義GDP差距只有2個百分點，明顯小於去年的5個百分點，意味著貨幣政策比去年大大收緊。
在整體貨幣政策層面，升息等強力政策工具使用的機率不大，通過外匯占款、央行票據、中期借貸便利（MLF）、常備借貸便利（SLF）或者法定準備金等工具綜合運用的機會將不時出現。CPI設定為3%（高於美國的2％），就算2017年有某幾個月通脹率達到3%，央行在升息之前也須先評估經濟是否足夠穩健，升息的可能性不大。若是升息，可以支撐疲軟的人民幣。
推動財政政策：2017年赤字率3%，財政赤字2.38萬億元，比去年增加2000億元。赤字率保持不變，主要是為了進一步減稅降費，全年再減少企業稅負3500億元左右、涉企收費約2000億元，一定要讓市場主體有切身感受。；
擴大投資：引導資金更多投向補短板、調結構、促創新、惠民生的領域。今年要完成鐵路建設投資8000億元、公路水運投資1.8萬億元，再開工15項重大水利工程，繼續加強軌道交通、民用航空、電信基礎設施等重大項目建設。中央預算內投資安排5076億元。
2.川普因素對中國大陸經濟情勢之影響
2017年中國大陸經濟風險主要來自於海外；主要從貿易與匯率兩方說明：
（1）貿易方面
市場經濟地位的角力：依據世貿組織(WTO)的議定書：成為WTO成員國15年周年時，將終止執行「非市場經濟體」條款。而大陸於2016年12月加入WTO已滿15年，應被視為「市場經濟體」，但這一主張未能獲得廣泛認可。美國和其他國家聲稱，中國大陸未能履行WTO下的許多義務，而且遠非一個市場經濟體。
近年來，歐盟、美國、英國和其他地區的鋼鐵廠在大量廉價大陸鋼材湧入後倒閉，再加上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導致全球鋼鐵價格大幅下跌，這也引發了政治上的反彈。川普上台，將對大陸課徵反傾銷稅採取更嚴格的態度。大陸商務部也宣稱要對一切在反傾銷案中拒絕把中國大陸視為市場經濟體的WTO成員國採取「必要措施」。中國大陸可能不會等到就他國拒絕授予其“「市場經濟」地位提起的申訴走完WTO程式再採取行動，反而可能會以它自己開徵的一波報復性反傾銷關稅來反制，這將傷及其他國家的出口商，並造成WTO組織的系統風險。。
貿易實績出現的隱憂：2017年1-2月，大陸出口累計增速較高的是巴西、俄羅斯、馬來西亞、韓國，而英國、歐盟、日本、美國表現相對平淡。因此近期貢獻出口增量的主要是新興市場，而非先進國家。歐美日國家外需也有一定轉好復甦的跡象，但全球經濟復甦的不確定性和日漸興盛的貿易保護主義將對大陸出口造成威脅。
（2）匯率方面
過去幾個月，大陸當局清楚表態對金融和經濟不穩定風險的擔憂，唯恐來之不易的改革成績也會被推翻。在2016年下半年努力阻止人民幣對美元快速貶值的行動中，中國大陸外匯儲備監管部門重啟了已經放鬆了數年甚至數十年的資本管制措施。這些措施包括收緊對個人購買海外房產、企業進行10億美元以上收購的匯款審查。但就連1990年代末放開的經常帳戶下的股息匯出和其他專案也受到了影響。這此舉措引發外界懷疑中共在動盪時期堅持艱難的金融和經濟改革的意願。
人民幣國際化在過去幾年成為大家矚目的焦點，資本市場的開放進程不斷遭到全球化發展趨勢的衝擊。面對獨立貨幣政策、固定匯率、資本自由流動的三大目標不可同時兼顧的三元悖論的架構下，大陸當局推出人民幣境外市場、加入IMF的SDR貨幣籃、開放國內證券市場、完善央行公開市場操作機制等，境外力量倒逼改革的角色不容忽視。
眼前眾所關注的人民幣匯率貶值的壓力，並非內部經濟因素的直接反應，主要來自於美元的強勢。人民幣匯率貶值本身並不恐怖，令人擔心的是形成貶值的預期，尤其在匯率即將破7、外匯存底接近三萬億美元的關卡，可能出現匯率的超調，進而引發經濟的不穩。這對穩中求進的當局而言，必然導致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遲延。
如果不想讓匯率貶值，那麼就應該收緊信貸，但如此一來，債務價格和市場流動性可能會有問題--如何取得平衡，是件非常困難的事。但在美元走強趨勢下，川普硬要人民幣撐住，這點是中美雙方領導人共同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