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當前中國大陸整體經濟情勢觀察
作為亞洲主要經濟動能之一的中國大陸，雖然經濟學人(EIU)點出其成長步調將走緩，各預測機構亦一致預測中國大陸2017年經濟成長率將低於2016年，然而相較於已開發經濟體，各預測機構預測2017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仍高達6.2%至6.5%之間。
倘若進一步檢視各預測機構對於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看法，普遍認為中國大陸未來將採取財政政策刺激景氣，以因應新常態經濟成長走緩的頹勢。以ADB為例，ADB觀察到中國大陸近年來薪資穩定成長及城市中所創造的工作機會，逐漸使消費成長成為促進其經濟成長的動能。展望未來，雖然中國大陸的政府投資支出可能持續成長，然而當前商業環境不佳及出口成長不確定使得民間投資卻步，中國大陸經濟的下行壓力，恐將來自於勞動人口下降、成長由投資和製造業出口轉向消費和服務，以及逐漸步上高所得經濟體成長趨緩之路等，ADB亦提出解決之道在於推動提高生產力之結構性改革。
中國大陸於2015年起正式邁入新常態，經濟成長低於7%。雖然外需進出口雙降，但是在進口大幅衰退之下，2015年貿易順差大幅成長55.05%，達5,929.99億美元，2016年中國大陸進出口持續衰退頹勢，以美元計價的出口衰退7.7%、進口衰退5.5%，貿易順差則略縮至5,099.63億美元。貿易順差已連續兩年緩和內需不振的隱憂，使得2015年及2016年經濟成長仍高於6.5%以上的水準。
全球經濟曙光未現造成中國大陸出口衰退，並進一步使得中國大陸逐漸產生工業成長趨緩及投資不振的隱憂。規模以上工業成長率於2014年年底時仍達8.3%，2015年年底迅速降至6.1%，2016年年底僅微幅上升至6%；投資方面，不含農戶固定資產資金額成長率則從2014年的15.7%降至2015年的10%，2016年進一步下降至8.1%，而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成長率則從2014年的18.1%降至2015年的10.1%，2016年間大幅下滑至2.1%的低點後緩步上升至3.2%。
中國大陸長期依靠外貿及外資兩大成長引擎帶動成長的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及接連發生的歐債風暴之後被迫面臨調整。中國大陸近兩年的確亦靠著消費及政府支出成長，稍加減緩進出口雙降及投資減緩的衝擊，以消費成長為例，2016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仍有10.4%的成長，反而成為支撐中國大陸內需成長的主要動能。
總體觀之，2016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雖然高於6.5%，然而中國大陸仍未脫離以外需為成長主要動能的發展模式，因而世界經濟榮枯對於中國大陸經濟的影響仍大，雖已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然而仍受到歐美先進國家經濟穩定與否的影響很大，內需帶動成長模式仍有待努力，亦為中國大陸時三五時期達成2020年實踐小康社會GDP連兩翻的目標。
貳、川普經濟政策對於中國大陸經濟成長之影響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於2016年底當選美國總統，已於2017年1月20日上任，川普四大主軸政見分別為：消除貿易赤字、減稅、減少聯邦政府管制措施及降低能源成本等。川普四大經濟政策主軸，對於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區域貿易政策更迭、消除貿易赤字及提振美國就業等方向，而有以下四大挑戰需要面對。
第一，由於川普欲消除貿易赤字，川普特別點名中國大陸及墨西哥，並認為這兩國對美國就業產生較大衝擊，因此美國將優先處理對中國大陸及墨西哥之雙邊貿易關係。而川普新任貿易署（USTR）貿易代表賴海哲（Robert Lighthizer）則提出中國大陸未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承諾，美國需要採取更強硬的策略來改變此不公平的貿易關係，美國媒體因而指出，此舉將可能加劇美國與中國大陸以及其它主要貿易夥伴的緊張關係，因此，可以預期美「中」經貿關係及談判將在川普當選之後成為溝通重點之一。
第二，川普除了推動美國優先的貿易政策，亦鼓勵製造業重返美國。川普強調製造業對經濟成長與所得創造的重要性，川普將導引美國企業回國製造，川普除加強公平貿易及調降公司所得，亦擬放寬政府管制，並將透過邊界重稅來阻止美國企業設置總部於海外後再將產品賣回美國。除了可能影響中國大陸赴美國的跨境商貿活動之外，未來美國跨國企業及全球生產鏈是否因而調整在中國大陸的布局，均將可能進一步降低外商赴中國大陸的投資意願。
第三，川普上臺之後立即於2017年1月23日正式宣布退出TPP，將以雙邊經貿談判強化其對亞太地區經貿合作所獲得的經貿利益。倘若美國真因川普上任而轉採貿易保護政策，中國大陸作為全球及亞太地區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力量退出當然會凸顯中國大陸在亞洲事務的主導力。然而，作為全球經貿自由化先鋒的美國，改採貿易保護政策的機率並不高，加以中國大陸十九大將至，急遽變動美中關係，恐不利於美國政經佈局，較有可能的發展方向是在美中折衝後，獲致雙方可接受的結果。[1]
第四，美國聯準會已逐步進行升息，低利率時代將結束。美元指數自川普宣佈當選之日起已不斷攀升，而亞洲貨幣則呈現貶值態勢，人民幣亦不例外。美國聯準會已於2016年底升息，雖加重人民幣貶值壓力但仍不致貶破6.7元關卡，惟川普當選後顯然有意減少美國貿易逆差並吸引全球資金回流美國，影響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力道，恐加重人民幣貶值態勢。人民幣貶值將有可能拉大美「中」之間的貿易逆差，在美「中」洽談縮減貿易逆差的過程中，中長期將可能朝向緩合人民幣貶值趨勢的方向前進。
參、未來中國大陸經濟情勢走向
中國大陸已體認到經濟發展已邁入新常態、調結構的關鍵期，在十三五規劃中，未來五年的經濟成長速度已轉從高速轉向中速，並以結構調整為優先，然而若未來五年經濟未達6.5%，2020年希望達成全面推進小康社會的目標將無法達成，加上2017年將召開中共第十九屆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十九大)，因此，在十九大前夕的關鍵時刻，確保經濟成長緩降趨穩，將是重要工作。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於2016年10月24至27日於北京召開，在六中全會提出習核心的想法。「習核心」的提出，打破自江朱時期以來，經濟政策制定權在國務院總理的不成文慣例，在面對中國大陸新常態及實踐全面小康社會之關鍵時期，「習核心」若落實，將因經濟路線調整而影響2017年中國大陸經濟政策走向，2016年底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工作重點已可看出若干端倪。
從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及供給側改革之內容可以發現李克強總理及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路線上的差異。李克強經濟學強調以創新驅動發展方式擴大內需，達到推升經濟成長的目的；習近平經濟學則是強調結構改革經濟轉型，以提高競爭力和生產力。李克強總理為達成經濟目標，在戮力推動創新驅動的同時，面對新常態的挑戰時，仍然選擇推動信貸擴張、拉抬股市、緩和房市泡沫等振興經濟方案，與供給側改革希望去化過剩產能及清除僵屍企業的走向不同。
2016年12月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中，直接點出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實行方法包括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及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兩項；2017年2月5日更明確提出《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改革的精神，主要仍在強調去除過剩產能，希望透過結構性改革，優化產業結構體系，並逐步走向國退民進的方向。
因此，倘若「習核心」確立，2017年真以供給側改革作為經濟發展主軸，則無可避免地會因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的調整結構過程中，使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會有陣痛期。倘若此時創新驅動、寬鬆貨幣及財政政策等十三五規劃中有關的擴大內需政策力道同步下降時，各界須防範中國大陸2017年景氣將可能進一步疲軟，進一步加深新常態對於中國大陸經濟之衝擊。